澳门2023精准一肖报 澳门2023精准一肖
记者 樊三彩
兴国篇（1949年~1978年）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一宣告，意味着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迈入了新纪元，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结将更加紧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将更加息息相关。自此，中国钢铁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书写了一段“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开国奠基之旅。
1949年~1978年，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通过三年恢复生产，“一五”到“四五”计划的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执行，使我国钢铁工业迎来了两次发展的黄金期，掀起了三次建设高潮。但同时，“大跃进”时期全民大炼钢铁的失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等也给钢铁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严峻考验。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方能在坎坷曲折、艰难困苦中奋力前行，为后期钢铁工业持续发展、强势崛起打下初始的基础，承担并圆满完成了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新中国的使命。
废墟上书写“复工奇迹” 钢铁毅力震惊世界
新中国成立之初，华夏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钢铁工业作为重要的原材料基础工业，承担着恢复、兴建新中国的历史使命，但彼时15.8万吨的粗钢年产量竟不够国人每人打一把菜刀，更毋谈满足国家建设、国防安全、社会发展等多领域的核心需要，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
无钢铁便无法立国。毛主席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这个时期，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钢铁对于国民经济恢复的重要性，将钢铁工业作为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支撑，决心下大力气发展钢铁工业，从而为钢铁工业快速恢复发展定下了明确的政策基调。
这一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1950年6月份，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党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底~1952年底）的中心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重点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会议决议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为此，恢复、改造、扩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钢铁生产工业装备就成了当务之急，会议也为鞍钢、重钢、本钢等钢企的恢复指引了方向、提供了动力、鼓舞了斗志。
极目四望，一片荒凉。二战期间曾遭受3次飞机轰炸，十里厂区杂草丛生，机器无一台完好，烟囱无一个冒烟，生产全面瘫痪。这是解放之初的鞍钢。时任鞍山钢铁厂领导成员的王群问原昭和制钢所的理事濑尾喜代三：“需多长时间、什么条件才能恢复鞍钢？”濑尾喜代三回答：“修复谈何容易？需要美国的设备、日本的技术、再加上20到25年的时间。”他又说道：“可惜呀，你们同美国尚未建交，我们日本又是战败国，你们是外援无路，内力空虚，看来这片厂区只能种高粱了。”
但就是这样的鞍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书写了“复工奇迹”。为了加速鞍钢恢复生产建设，党中央在1948年~1954年间往鞍钢调入了500多名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号称“五百罗汉”。尤其在1951年鞍钢即将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的转折点，经鞍钢第一任经理李大璋报告、毛主席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党中央开始从全国各地抽调干部派往鞍钢。1951年~1954年，共有300多名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调入鞍钢，主要来自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5省。“五百罗汉”在鞍钢的恢复建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9年7月9日，鞍钢在“大白楼”前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图为典礼现场。（鞍钢博物馆 供图）
器材的缺乏是复工的头等难题。为了确保鞍钢复工，时任辽宁省鞍山市委书记的杨春茂同时兼任鞍钢监委，发布了《为号召市民献交器材运动布告》，向百姓征集鞍钢在战乱中散失的器材。鞍钢老工人孟泰带头捡散弃在各厂角落的器材机件，从废品堆里搜寻有用的物资，再把它们修整一新，建起了全国闻名的“孟泰仓库”。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在先锋人物的带领下，衣着褴褛的工人群众用肩挑、背扛、车送，把各种设备、器材从辽宁鞍山铁东和立山、辽宁沈阳铁西等处潮水般地运到鞍钢厂区，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就这样，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团结精神的指引下，1949年7月9日，鞍钢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毛主席和党中央来信祝贺并赠送了“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这也成为鞍钢人乃至中国钢铁人在未来几十年中为之奋斗的目标。
复产刚罢，“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7号高炉）就紧锣密鼓上马。对鞍钢意义重大的“三大工程”建设同样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1952年5月4日，中共中央做出《集中全国力量，首先建设鞍钢》的决定。当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国支援鞍钢”和“为鞍钢就是为全国”的口号“，三大工程”被列为全国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鞍山市则由此划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自此，以鞍钢为代表的一大批老钢企，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逐渐进入生产、发展的正轨，炼铁、炼焦等相继恢复生产，逐步支撑起国民经济恢复的“钢筋铁骨”。
鞍钢“三大工程”结束后，响应毛主席“鞍钢不但出钢材，也要出人才”的号召，鞍钢向全国钢铁战线输送了5万多名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整个中国元气复苏，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钢铁工业的复苏产生了十分关键且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除鞍钢外，本钢也积极恢复生产，打造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国产第一支枪、第一门炮；经重工业部、西南工业部决策，重钢与鞍钢协作修筑成渝铁路，重钢研制出了中华式38公斤/米钢轨，助力成渝铁路于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
1949年~1952年，全国共恢复、扩建了高炉34 座、平炉26座，恢复了鞍钢1100毫米初轧机、580毫米中型轧机、2300毫米中板轧机等，恢复了重钢的2300蒸汽驱动中板轧机、800毫米大型轧机，以及上海、天津、重庆、河北唐山等地的小型轧机。1952年全年产生铁192.9万吨、粗钢134.9万吨，超过旧中国最高年（1943年）产量；产钢材112.9万吨，也超过了历史最高年产量。到1957年前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钢铁生产装备，经修理、改造后，也基本都恢复了生产。
援建工程纷上马 道路探索始开启
在“一五”期间，钢铁工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迎来了第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掀起了一轮大规模建设高潮。苏联援建的156项中的8大钢铁项目[新建武钢、包钢、北满钢厂、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炭素厂、热河钒钛厂（现为河钢承钢），改扩建鞍钢和本钢等]开工建设，投资额占到援助总金额的近一半，国家对钢铁工业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武钢、包钢等企业就是在这一阶段纷纷破土动工。
当时，除了改造鞍钢，党中央、冶金部意识到，全国还需要新建两个大的钢铁厂。那么，第二大钢都应该建在何处？经调查讨论、多方商议，1952年3月19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就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方针、速度与分布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确定大冶为“一五”期间开始建设的第二个钢铁基地。该建议一经提出，便遭到苏联方面的反对，他们认为武汉处于台湾飞机的轰炸范围之内，不安全，并且武汉附近的铁矿储量太小。但毛泽东严正指出，从国防和工业布局方面综合考虑，钢铁企业要向南方发展，并提出“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
经前期多次野外踏勘，中苏专家前后选点23处，确定了3个候选厂址。最终，靠近京汉铁路、粤汉铁路（1957年10月份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京汉、粤汉两条铁路连通，当年11月份被命名为京广铁路）和长江码头的青山，因附近有大冶、程潮、金山店、灵乡等铁矿而备受青睐。不过当时，青山已被二汽定为厂址。经上报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采纳了苏方专家提出的《厂址选择意见书》，于1954年5月12日正式下文批准以武汉青山作为钢铁厂址，并以武汉地名命名。
“新钢都”正式落户武汉。在建设过程中，国家领导人不仅密切关注工程进展，还多次实地考察。1958年9月10日，毛泽东到达武汉，会见了时任武钢经理的李一清，询问道：“武钢什么时候出铁？”“力争13日出铁。”李一清回答。当年9月13日，毛主席亲临现场见证了武钢1号高炉第一炉铁水出炉，满脸笑容地朝炉台上正在忙碌的炉前工人鼓掌致意，并留下了“高炉炼铁又炼人”的殷切期盼。这一年，武钢出铁45万吨。之后，武钢2号高炉，1号至6号平炉，金山店、灵乡、程潮等铁矿相继建成投产。作为新中国投资建设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钢就这样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中，快速发展了起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国各地支援武钢建设场景。（本报资料图片）
武钢从决策、选址到建设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适合中国钢铁工业发展路线的深刻思考和初步探索。正如1956年2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时任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关于钢铁工业的现状和发展规划的汇报后所指出：“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更应该思考和探索我国自己发展钢铁工业的道路，使我国工业化建设步伐比苏联快一些。”
“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各个钢铁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了：1954年4月15日，北满钢厂（即富拉尔基特钢厂）动工兴建；1955年10月份，我国第一个大型炭素厂——吉林炭素厂投产；1956年12月20日，吉林铁合金厂举行建成投产典礼；1957年7月25日，包头钢铁公司厂区建设工程开工……同时，大冶钢厂、太原钢铁厂、唐山钢铁厂、北京石景山钢厂（首钢前身）、抚顺钢厂等20多个企业的改扩建工程也大面积展开，激励了全国钢铁人的奋斗热情。
在这一轮建设热潮中，钢铁人励精图治、积极谋发展，到1957年，我国钢产量升至535万吨，约为1949年的34倍、1952年的4倍，“一五”期间年均增长率达到31.6%；开发出了电机用的硅钢片、汽车用的低合金结构钢、汽轮机叶片用的不锈耐热钢、喷气式飞机用的耐热合金等一批新产品，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大五中十八小” 钢铁之基初落成
我国现行的钢铁工业体系主要基于原冶金工业部在“二五”期间（1958年~1962 年）提出的钢铁工业建设“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战略部署。这一部署在钢铁工业掀起了第二次建设高潮，进而奠定了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基础布局（除后来新建的攀枝花、宝钢等大型钢铁企业外），形成了钢铁大国的发展基础。钢铁工业自此走上了“大中小”相结合的发展之路。
“三大”即在“一五”期间就已经开始扩建的鞍钢、开始新建的武钢，以及包钢三大钢铁基地“；五中”则是5个可以建成50万吨~100万吨钢的中型钢铁厂，具体地点包括山西太原、四川重庆、北京石景山、辽宁本溪和湖南湘潭；而“十八小”则是规划在1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建设18家年产钢10万吨~50万吨的小型钢铁厂，具体地点包括河北邯郸、山东济南、山西临汾、江西新余、江苏南京、广西柳州、广东广州、福建三明、安徽合肥、四川江油、新疆乌鲁木齐（八一钢厂）、浙江杭州、湖北鄂城、湖南涟源、河南安阳、甘肃兰州、贵州贵阳及吉林通化。这一方案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形容为符合中国国情的“三皇、五帝、十八罗汉”，毛泽东主席亦大加赞赏。
然而，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让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考验。
其一是为了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掀起的从农业转工业的“大跃进”运动。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启幕。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土炉成群、洋炉成厂，结果是 1958年生产了1108万吨钢，但合格的只有800万吨。
混乱直到1961年1月份，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时才得以结束。这一方针的提出，给“头脑发热”的钢铁工业建设开出了一剂“降温药”。经过五年的调整期，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性增长：1965年，钢产量达到1233万吨，是1957年的2.28倍；实现利税32.53亿元，是1957年的2.58倍。这一及时的战略调整，助推新中国钢铁工业迎来第二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其二是“文化大革命”给钢铁工业带来的巨大破坏。1966年，是我国“三五”计划第一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元年，刚刚恢复的钢铁工业再次遭受重创。“三打两千六”就代表这个时期钢铁工业生产力提升的艰难程度。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这一时期的中国钢铁工业正是如此。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面临着思想、政治、组织等多领域的拨乱反正任务，推动国民经济开始回到正轨。此时的钢铁工业“痛定思痛”，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一方面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另一方面着手进行恢复性、建设性整顿，从规章制度、考核指标等方面重新确立生产标准，并拉开了迈向现代化的序幕。1974年，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武钢“一米七”轧机系统从前联邦德国和日本引进，拉开了我国钢铁工业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序幕。
好人好马上三线 备战备荒为人民
在1964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考虑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三五”计划的重心因此由原定的“吃穿用”转向以三线建设为主。“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就是那个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三线建设指示。
“不搞攀枝花（钢铁厂），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不是钢铁厂问题，而是战略问题。”“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建不起来，我睡不着觉。”……毛泽东对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三线建设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为贯彻党中央指示，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扛起背包、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奔赴西南、西北及湘西、鄂西、豫西的三线地区，还有一、二线腹地的“小三线”，开始了一场战天斗地的风云壮举。其中，尤以西南的攀枝花钢铁基地、西北的酒泉钢铁厂的建设最具代表性。
“天当罗帐地当床，金沙江是大澡堂；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建设环境。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攀钢的建设者们硬是将年产150万吨的钢厂摆在了面积仅为2.5平方公里的弄弄坪上。1970年7月1日，攀枝花钢铁基地首次出铁，成功向建党49周年献礼。住干打垒，吃青稞馍，戈壁滩上的酒泉钢铁厂也在这个时候轰轰烈烈地上马了。
就这样，从1964年开始，在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与号召下，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方针的指导下，以攀钢、酒钢为重点的三线建设形成了新中国钢铁工业的第三次建设高潮。在西南三线建设中，钢铁工业还新建了长城钢厂、峨眉铁合金厂、水城钢铁厂、遵义金属制品厂、乐山轧辊厂；在西北三线建设中，恢复建设了酒泉钢铁厂、略阳钢铁厂、西宁钢铁厂、陕西钢铁厂等；扩建了成都无缝钢管厂、重钢、昆钢、贵钢等钢厂。
图为奋战在酒钢一号高炉工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一纵队第二支队官兵。（酒钢供图）
三线建设是党中央在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发起攻势的情况下，为增强我国国防实力、备战备荒而进行的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三线建设为增强我国国防实力、改善生产力布局，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做出了极大贡献。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一宣告，意味着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迈入了新纪元，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结将更加紧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将更加息息相关。自此，中国钢铁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书写了一段“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开国奠基之旅。
1949年~1978年，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通过三年恢复生产，“一五”到“四五”计划的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执行，使我国钢铁工业迎来了两次发展的黄金期，掀起了三次建设高潮。但同时，“大跃进”时期全民大炼钢铁的失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等也给钢铁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严峻考验。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新中国钢铁工业方能在坎坷曲折、艰难困苦中奋力前行，为后期钢铁工业持续发展、强势崛起打下初始的基础，承担并圆满完成了在战争的废墟上建设新中国的使命。
